近30年来，在开放经济体系下，以广东为代表的中国沿海地区工业化路径基本特点是依靠低成本优势实行出口导向，在出口中又是外资企业、加工贸易主导。这条传统工业化路径取得的成就堪称卓越，以至于国际上有人声称中国书写了全球化时代最大的成功故事，国内外均不乏人认为中美两国是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的最大受益者，其它国家都程度不等地边缘化了。广东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多年高踞全国各省级行政区首位，2010年比第二位江苏高67%，当年广东外贸依存度高达124%，比全国平均水平（51%）高约一倍半，在全国各省级行政区中仅次于上海（147%），比江苏高一半。广东能够在改革开放年代迅速跃居全国第一经济大省，高度发达的外向型经济功不可没。但相应地，随着中国国内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中国国内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价格竞争力日益动摇，来自越南、印度等一些后起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则渐显咄咄逼人之势，在上一波国际产业转移中落足中国沿海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订单和产能酝酿再度迁徙，在这场酝酿中的国际生产重新布局中，外向型经济高度发达、且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较高的广东承受的压力显然大于内地省份。
　　与此同时，外资企业在广东生产和出口中占有的比例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一特点昔日曾经强有力地推动了广东的“赶超”，但在今天酝酿中的国际生产重新布局中却有可能成为广东的阿喀琉斯之踵。因为本土企业在生产布局中会更多地顾及本社区的利益，而且外迁本土企业即使减少了本地GDP，却有助于增加本地GNP，外资企业则相反。
　　前几年，位于苏南的波司登公司总部。在这家从只有8台缝纫机的社队企业起家的世界最大羽绒服公司，可看的东西当然不少，但给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该公司陈列馆琳琅满目的各款产品，包括几种单款销量数百万件的款式；不是这处万人生产厂几处号称世界最大的车间；也不是该公司的研发机构，而是生产线的最后一道工序———分装车间。与其它车间员工清一色青壮年不同，在这个车间里劳动的全部是老年人。我随便问了3个人，两位70多岁，最年轻的一位68岁，都是本地人，一口浓重的当地方言。陪同参观的公司女党委书记或许是见我注意到这个车间都是老人，担心我对此有看法，还给我解释了一番。其实，我对此确有看法，但那是正面的。因为与前面的工序不同，最后一道分装工序对反应敏捷等等要求较低，也不累，老人完全可以干下来。对于这些孙子已经上学的老人，到这个车间工作，与老伙伴们有说有笑，比宅在家里看电视或打麻将要健康愉快得多，而且有报酬，这种工作不是为了谋生，倒像是一种福利，而且有利于当地社会秩序。那时候民工荒并不显著，而且主要表现在珠三角，长三角情况要好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把这种近乎福利的工作安排给本地老人们，而不是为了单纯求方便也与前面的工序一样雇佣青壮年，表明这家内资企业对本地社区利益考虑得相当充分。在未来成本上升压力和发展需求逼迫这家企业更多地向外布局产能时，相信这家深深扎根于本地社区的内资企业会充分考虑本地利益，通过适当的安排防止产业空心化。相反，外资企业几乎没有可能这样做，我走访过那么多外资企业，从未见过类似景象，在面临成本上升压力时，也绝无可能如同波司登这类企业那样充分考虑本地利益。